寻访红色印记 | 风华正茂时 他们远涉重洋“取经”救国

寻访红色印记 | 风华正茂时 他们远涉重洋“取经”救国

日期:2021年03月17日 来源:重庆人大 朱苗 周晏如

2月22日,春日暖阳下,大街小巷呈现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巴南区档案馆展厅内,观众被中央展柜中的一件珍贵纸质档案吸引。“这是我馆的镇馆之宝,每次端详它我都会十分感慨。”该馆副馆长黄平说。  

档案右侧,写有“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预备学校赴法学生代表”字迹,残存的纸张上可以辨认出邓希贤(邓小平)、冉钧、周文楷(周贡植)等50余名学生的名字,名字下方是他们的印章。这件1920年的纸质档案看上去灰扑扑的,却承载着一段波澜壮阔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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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留法勤工俭学分会预备学校赴法学生代表名册。记者赵迎昭摄  


时间回到1920年8月27日,邓小平、冉钧、周贡植等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的83名学生在渝启航,赴法追寻救国救民的真理。“从1919年初到1920年底,近2000名中国青年远赴法国勤工俭学。”重庆市地方史研究会会长周勇介绍。  

这些风华正茂的青年勤工俭学期间经历、收获了什么呢?  

一份档案  

讲述乘风破浪救国之路  

“这件档案赫赫有名,曾多次被中央文献出版社、中央电视台、邓小平故居陈列馆所采用。”黄平指着上述档案说。  

这些青年赴法时,多在20岁上下。其中,邓小平16岁,圆圆的脸庞,机智的神态,一副稚气未脱的模样。聂荣臻于1919年赴法,当时也才20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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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11月1日,聂荣臻(前排左二)赴法国勤工俭学前与同学合影。(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供图)  


留法勤工俭学运动的组织者是谁呢?“二十世纪初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历史长河中只是短暂一瞬,但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周勇介绍,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兴起于辛亥革命后不久,是由蔡元培、吴玉章、李石曾等倡导和发起的。他们希望动员有志青年到法国去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实行科学救国、实业救国和教育救国。  

重庆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兴起,标志性事件是1919年8月28日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等人成立了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随后筹建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这为重庆等地学子留法提供条件和组织上的保障。”周勇说。  

在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四川赴法人数之多,居全国各省首位。重庆留法勤工俭学人数占全川总人数的三分之一多,共计190人(仅指本籍学生)。其中,重庆仅巴县一县的留法学生就超过50人,包括周贡植等。巴县外,重庆留法学生最多的属江津县,达43人,包括聂荣臻、冉钧等。  

邓小平等人是从重庆乘船抵达上海后,于1920年9月11日乘坐盎特莱蓬号邮轮起程赴法的。《邓小平传(1904—1974)》写道:“当时我才十六岁,受到五四运动的影响,就想出洋学点本领,回来搞工业以工业救国。”《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也有类似记述:“他们(爱国学生)认为,要拯救落后的中国,必须发展自己的工业,只有到国外学好科学技术,回国后才能实现实业救国的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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盎特莱蓬号邮轮模型。记者赵迎昭摄 

 

动辄数十天的海上航行,无论是身体还是意志都要经受巨大考验。聂荣臻就曾回忆,他所乘坐的四等舱舱内空气污浊,很不是味。途经地中海时遇上大风暴,两天两夜,司芬克司号邮轮一直在巨浪中荡来荡去,一会儿被抛上浪尖,一会儿又跌进浪谷。  

一张照片  

定格永远难忘的革命起点  

他们西装笔挺,目光如炬,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这是记者在江津区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中看到的一张照片。  

照片是1924年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后,欢送周恩来回国时的合影。照片中,前排左一为聂荣臻,左四为周恩来,左六为李富春,后排右三为邓小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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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7月,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后,欢送周恩来回国时合影。前排左一位聂荣臻,左四为周恩来,后排右三位邓小平。(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供图)  


江津区文史专家钟治德说,这群有志青年一方面从欧洲文献中直接获得革命的理论,另一方面作为无产阶级一员,深受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压迫,从而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信仰。  

时间回到1920年邓小平等人抵达法国时。那时,法国对于劳动力的需求不多。至1920年底,中国勤工俭学学生中,能够找到工作的不到四分之一,大多学生依靠华法教育会每天发放的六法郎维持生活。  

但华法教育会也不堪重负。1921年1月中旬,华法教育会发出通告,和留法勤工俭学生断绝经济关系。  

在这样的背景下,邓小平结束在巴耶中学的俭学生活,来到法国南部城市克鲁梭的施奈德钢铁厂当了20多天轧钢工,此后靠打短工维持生活。他后来回忆:“每天随机器运转……稍有疏忽,就被烙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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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少年时期的邓小平。记者赵迎昭翻拍  


1922年,法国经济好转,邓小平来到小城夏莱特的哈金森橡胶厂做工。“在这里,邓小平逐渐接受了革命思想。”周勇说,在赵世炎、王若飞等的影响下,邓小平开始阅读一些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报,如《新青年》等。  

邓小平后来在日记中回忆:“最使我受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九两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我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  

1922年6月11日,邓小平离开夏莱特来到巴黎,不久后正式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从此,他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一生。  

很多人都和邓小平一样,在留法勤工俭学的过程中,通过比较、分析、研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走上了革命道路,聂荣臻也是其中之一。  

“……拯父老出诸水火,争国权以救危亡,是青年男儿之有责!况男远出留学,所学何为!决非一衣一食之自为计,而在四万万同胞之均有衣有食也……”  

“这封聂荣臻写于1922年6月3日的家书,标志着他世界观的根本转变,即由实业救国转向社会革命。1923年春,他经赵世炎、刘伯坚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聂荣臻元帅陈列馆相关负责人说,聂荣臻的世界观是参加了三次勤工俭学学生发起的群众斗争后才转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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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2年6月3日,聂荣臻写给父母的信。(聂荣臻元帅陈列馆供图)  


聂荣臻曾在《聂荣臻元帅回忆录》中回忆:“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头脑里的烙印很深,因为这在我一生经历中,是完成世界观的根本转变,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时期。革命的起点是永远难忘的。”  

一座故居  

赓续留法勤工俭学记忆  

“这里是周贡植的故居,他是一位烈士,和我一起来了解他的事迹吧。”2月9日,7岁的女孩儿王晓凝对着爸爸王松的手机镜头说。  

王松有一个社交账号,专门用视频记录女儿的成长。让父女俩感触颇多的是,这位和邓小平等一同赴法的青年,1928年牺牲时年仅29岁。  

中共四川省临委会扩大会议会址暨周贡植故居是2019年7月1日修缮完成对外开放的,“初心·使命·奋斗——巴渝地区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文物史料展”同时在故居开展。去年,该故居获评“2020年度重庆市文物利用优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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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客在周贡植旧居参观。记者赵迎昭摄  


展览中,周贡植留法贷款收据、盎特莱蓬号邮轮模型等史料和藏品立体、生动讲述了邓小平、周贡植等川渝青年以重庆为起点,向西方学习,立志改造中国的故事。  

说起周贡植的史料,周勇谈到了去年的一个发现。当他在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查阅父亲周永林向该馆捐赠的文物史料时,无意发现其中有一张周贡植亲笔签名的明信片。明信片正面是周贡植的照片,背面是他的手书“中华民国十三年八月十二日深山君为余摄于蒙达尔之一运河边”,落款为“文楷”。经鉴定,这是周贡植的唯一存世手迹,十分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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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贡植在法国。记者赵迎昭翻拍  


除了周贡植故居所在的九龙坡区外,一些区县也十分注重挖掘和利用留法勤工俭学史料——巴南区档案馆珍藏了近90件留法勤工俭学档案,计划今年集结成册出版,让尘封的档案“活”起来,服务于学术界的研究。江津已推出《冉钧传》,并正在研究钟汝梅烈士事迹,筹备钟汝梅(和聂荣臻同程赴法)烈士资料陈列室。  

“我建议在今天的重庆第二十九中学(重庆留法预备学校所在地)辟出展厅,全面展示从重庆出发的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群体的求学和革命之路。”周勇建议。  

他表示,如今,我们更应具有家国天下的博大情怀,将个人理想奋斗融入祖国建设,勇担时代使命,努力为祖国的发展改革贡献力量,做新时代的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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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助邓小平聂荣臻顺利赴法  

在百年前的留法勤工俭学运动中,涌现出一大批从事革命的杰出人才。他们顺利赴法的背后,是什么人在助力呢?这其中,汪云松便是一个不得不提到的人物。  

1919年6月,重庆总商会会长汪云松目睹了成都留法学生途经重庆赴法的盛况后,深受启发和鼓舞。他与当时的巴县教育局局长温少鹤(四川最早接受近代科学教育的学生之一,长期从事教育工作,非常重视国民教育)等人,召集社会名流,于8月28日正式成立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此后,经过周密策划,在重庆商会、重庆教育会等单位和团体的全力支持下,由工商界人士和社会名流捐款2万多元,开办了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汪云松任董事长兼校长。  

从筹组留法勤工俭学会重庆分会,到建立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募集资金、办理签证,直到最后送走毕业生,汪云松无不竭尽全力。他的热忱之心给学生留下深刻印象。30年后的1949年11月30日,重庆解放。12月8日,邓小平到达重庆后,立即想到要与恩师汪云松见面。师生相见,两人像拉家常一样,回忆在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的日子。汪云松回家后,逢人便说“小平真不错呀!我现在才晓得共产党不忘故旧”。  

“聂荣臻、傅汝霖、冉钧等留法勤工俭学得到了早期民主革命思想宣传者刘泽嘉的无私帮助。”江津区文史专家钟治德说。  

刘泽嘉(1880-1943),今江津区先锋镇大树村人。早年受业江津名儒程农初、杨鲁丞门下,经县保送成都通省师范学校完成学业。他参加同盟会,宣传民主革命思想,经常撰文揭露袁世凯篡国阴谋,因此闻名巴蜀。后来,刘泽嘉被通缉,便回乡避祸。袁世凯下台后,刘泽嘉复出,继续宣传革命思想。  

此时,江津不少进步青年受五四运动新思潮的激荡,走上了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道路,参加了1919年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学习。但结业后,当局以“甄别”为由作梗,将“思想激进”的江津籍学生聂荣臻、傅汝霖等剔除出赴法名单。作为同乡前辈的刘泽嘉闻讯,主动出面斡旋,通过其挚友汪云松与法国驻重庆领事的特殊关系,签署了被搁浅的江津籍学生的赴法护照。于是,1919年12月,聂荣臻等23名江津学生踏上了赴法之旅。  

次年,重庆留法预备学校第二期结业生83人,其中有江津学生14人。当局以同样的理由,将冉钧等人剔除。刘泽嘉再度出面疏通关系,江津学子才得以顺利出国。  


来源:https://wap.cqrb.cn/detail?classId=698&id=6155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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