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壁上的潼南
潼南是一座特别有趣的城市。
它位于重庆西北部,邻合川、铜梁、大足,又与四川的安岳、蓬溪、武胜接壤,涪江、琼江两江横贯。地处成渝经济区中心地带、成渝城市群核心板块,是重庆向西开放的重要通道。
如此这般重要的地块,其得名却甚为“尴尬”。
历史记载,如今潼南区1583平方公里的地块,在周秦之际分属巴国和蜀国——涪江一带属蜀国,琼江一带属巴国。
到东晋孝武帝时期(公元373年),从德阳县分了一块出来新设晋兴县,这是潼南境内置县之始。
在随后的1600多年里,名字变来变去,疆域划过来又划过去,分别隶属遂宁、蓬溪……
潼南区政府官网足足用了1042字来简介其“历史演变”,算得上是罕见吧。
这还没完,从民国元年(公元1912年),新建东安县,两年后北京内务部下令称:“东安县与直隶湖南、广东等省内县名重复,定名未久,自应酌改。”
因为这块地在潼川府之南,就定名潼南县。
好不容易得一个名还得谦让出来另行改名,得名还得傍邻居,是不是很“委屈”?
1949年之后,潼南又先后隶属于遂宁、绵阳、江津、永川、重庆。直至2015年6月,撤县设立了潼南区。
不要以为这块土地的名字变化多端,就认为这块土地一定是飘摇的。其实,用历史厚重、人杰地灵来形容潼南,一点都不为过。
这里是五代宋初著名道教至尊陈抟的故里,这里有“中国最美油菜花海”和“重庆十大春季旅游目的地”之称,中国首批十大历史文化名镇、重庆市十大历史名镇的双江古镇也在这里,这里还有“重庆新地标”之誉的大佛寺景区。
短短的三个月时间里,机缘巧合,我随两个重庆作家采风团和一个新闻采访团,三次来到潼南,而且都来到了大佛寺。
最近的一次是到潼南采访人大工作,趁中午小憩时,我和一位同行相约进到大佛寺景区。
潼南大佛寺始建于唐咸通年间(公元860-873年),初名“定明院”,又名“南禅寺”。后因宋朝在寺内依山凿一大佛,改称“大佛寺”。
中午的大佛寺是宁静的。
这里有始于隋、盛于唐宋、我国最早使用全琉璃顶的古建筑“七檐佛阁”,世界第一室内金佛,我们随意看了看,便不约而同踱步到了题咏石刻区。
同行善书法,颇有研究。他给我讲解,这里有南宋著名理学家魏了翁、明代著名学者席书、清代名臣张鹏翮等历代显赫官吏、文人学士的题咏石刻,具有很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显然,他来这里也并非一次两次了。
我对书法的了解仅限于“这个字好大”和“这个字好高”,我们是聊不到一块儿去的。
而且他是文科思维,我是理科思维,因此我对“历代洪水题记”这一岩壁更感兴趣。
有关洪水的题刻记录很多也很分散,2020年新刻了一块整壁,集中了9条记录,红色的三段横线和一个倒三角符号标识除了不同的高度,旁边是数字标注,其上就是详细的时间记载,通过这种形式清晰直观地展示了几次大洪水的情况。
离我们所站立之处约一米高处,刻有1998年8月21日的水位线——海拔245.56米,紧邻其上的是2018年和2020年。
这三次洪峰过境重庆时长江水位暴涨,我是亲历了的,印象特别深刻。
这个题刻很直观地一下子就勾起了记忆。我记忆里的是,主城的南滨路、嘉滨路被淹,轨道交通如水上列车行进的画面。
再往上面看,1981年的洪水也留在了我童年的记忆中——249.42米,此线比我所站立的地面还要高出5米。
40多年前,如果我站在这里,那时水面将高出我的头顶三米多。
其上还有两处题刻记录,明正德十四年(1519年)250.25米,乾隆四十七年(1782年)252.42米,比1981年高了三米!
看到这些题刻,我才真实体验到了什么叫做“灭顶之灾”。
回望此时的涪江江面,距我所站之处还有十余米的高差,江面如镜。
这样的景致与题刻的史实互相映照,穿越和勾连,对我形成了强烈的冲击。
我对同行之人说,如果没有这些题刻,我们不会记得过去,也就不会知道现实的美好。
他手一扬,指着旁边的石刻“佛”字,这是我国最大的摩岩石刻佛字,近60平方米,字体圆润饱满、立体感强烈。
但他并没给我讲书法,而是感叹道:你知道为什么要在岩上刻这么大的一个字吗?是给船工看的,船工一见这字就小心行船,起到了航标灯的作用。
我突然想起上午的采访,潼南区人大常委会以创建“星级人大代表家站”为抓手打造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单元,把人大代表的照片和联系方式张贴在墙上的公示栏,星级代表之家铭牌挂在人大代表之家门口最显眼的地方……
采访时我还开玩笑说:你们潼南人喜欢在墙上做文章,以前是在岩壁上刻字,现在是在大门上挂牌!
突然之间,我找到了这个答案。
这是对现实工作的警醒和提示,也是在铭刻历史,要留给后世来看,要经得起点评。 (陈泰湧)